一个生态学家这样“解剖”上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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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越
有人不解，一名生态学家为何如此细致地追踪疫情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对看似抽象的生态文明及其重要性有了具体而直观的认识。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校著名智库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生态学家陈家宽的思考起步得更早些。长期以来，他以学者的专业眼光和人类史观审视着人与自然冲突所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为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冷静思考。
盘一盘上海的生态“家底”，不仅是为了疫情防控，更是上海建设“人人向往的生态之城”道路上的基础一步，也是推进全民生态教育的重要环节。
陈家宽
突如其来的疫情，向人与自然关系发出新问
73岁的陈家宽没有早睡的习惯。
每天深夜，忙完一天的工作后，陈家宽都会发5条消息和评论在朋友圈里。大家戏称其为“深夜朋友圈”。“深夜朋友圈”的内容无关个人，却总是聚焦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我国人民的健康和生活。
自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陈家宽的“深夜朋友圈”更是牢牢锁定了这场疫情的发展变化。从全国上下的齐心战“疫”，到海外疫情的风起云涌，他始终关注着疫情报道，并记录下了自己的每日观察与心得。
有人不解，一名生态学家为何如此细致地追踪疫情发展？但在陈家宽看来，做科学研究不能只是就事论事，而要善于在疫情暴发与防控中发现国家重大需求和重大科学前沿问题。“科学家的责任是深度的科学思考，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启示与启发。”
上观新闻：从1月中旬到现在，您一直相当关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否分享一些您的观察与解读？
陈家宽：众所周知，国内疫情最先在武汉暴发，武汉是我国长江经济带上重要的大城市；我注意到，国外疫情暴发也都集中在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或者城市群，比如美国纽约、意大利伦巴第大区、俄罗斯莫斯科和韩国大邱等。这让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大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应当为应对重大疫病所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做好充分准备。更进一步来说，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城市群是人与自然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经济—社会—地理单元；这些单元要关注自身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就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5月5日，一名女子经过美国纽约关闭的店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5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2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7万例。新华社 发
回看人类的发展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是为了生存、发展和繁荣而与自然“战斗”的历史。“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直到2002年，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首次确认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生态文明时代，也标志着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开始转型。
其实，人类在农耕文明时代与自然的关系还相对和谐，还懂得“敬畏自然，顺从自然”。但是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一切都变了。机械化大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文明形态，从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开始逐渐形成。再往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更替和推进，各种生产、生活要素在城市中高度集中，人口不断往城市迁移。随着工业化进程加深，人与自然的冲突史无前例地爆发，而这种冲突都表现在城市中。如1952年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1955年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都发生在人口密集、高度发达的大城市。
上观新闻：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病”。
陈家宽：是的。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与城市化比我们早了两百年，对于城市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城市病”，他们发现得早，开始应对也早。
1949年前，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解放初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5%；随后，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同时开始了城市化过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6%。但是，城市化“奇迹”也带来了许多生态与环境的问题，导致了很多“城市病”。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无不威胁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上观新闻：近年来，对于人与自然冲突导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各国都有所警觉，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此次新冠病毒的挑战仍然大大出乎预料。
陈家宽：这一次新冠肺炎病毒来势凶猛，表明人与自然的冲突已从表面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发展成了更危险、更复杂、更深层次的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能力建设。”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城市群正是国家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治理的最重要单元。上海一定要做好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大文章，努力建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
5月2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一名女子清理自家的窗户。 新华社 发
另外，这次疫情的暴发并没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以往我们应对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导致的环境问题，比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都是针对某些区域集中治理。但这一次是人与自然界中的生物病害起了深层次的冲突，疫情在全球流传，已无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这告诫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共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共同利益，谋求共同发展。
上海丰厚的“生态家底”还没有被真正了解
1000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人眼中也有1000个上海。
从1965年进入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植物学专业学习，再到日后成为河口湿地生态学、保护生物学、区域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专家，陈家宽一直关注着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记录着城市鲜为人知的诸多变化。
关于上海，身为生态学家的陈家宽有着独到的观察角度。“不要一提到上海，就只想到外滩和陆家嘴，”陈家宽说，“要从全球、全国、长江全流域尺度去看它、认识它。”
上观新闻：您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上海，而是要把它放在更大的尺度和系统中进行分析。为什么？
陈家宽：上海要建设“生态之城”，应当对城市所拥有的重要自然资本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了解它的“自然禀赋”。而要充分认识这些影响着城市发展定位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资本，就需要把上海的各种情况置于全球城市之列进行比较、分析。
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地理位置优越，但究竟优越在哪里？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从地理位置来看，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在内陆，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及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都偏北，而长三角城市群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西海岸近中部，上海正好位于近中点———正是凭借这样一个区位优势，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0年位居世界第一。此外，尽管许多国际大城市都是伴水而生，但上海背靠着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这样的地理区位优势为上海建设成为世界卓越城市、推进“五个中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观新闻：上海超群的自然资本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家宽：亚热带季风是上海的一大优势。上海是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日照充分，雨量充沛。有了强劲季风和充沛雨量，这座近2500万人口城市上空的大气污染物都能大幅度减少。如果是属于大陆性气候的内陆城市，拥有同等量级人口的城市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到了冬季就会出现严重雾霾。但上海的冬季刮的是西北风，一下子就把大陆上空的污染物吹往海洋。上海还有充沛的雨水，平均年雨量达到1166.1毫米。降水之后，空气质量也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可以说，季风性气候对城市的环境调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海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湿地资源。湿地生态系统是人类水资源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巨大的净化器，还是全球气候的碳汇，对于调节气候非常重要。而上海正是一座建立在湿地上的城市———陆域分布有1650平方公里的河流、湖泊和人工湿地，此外还有2900平方公里的河口湿地，湿地占国土面积的47.89%，是世界上湿地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的湿地不单单是占比大，而且种类丰富，除了没有典型沼泽湿地，上海湿地占齐了其他3种类型（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滨海湿地）。这也为上海良好的生态与环境奠定了基础。
上观新闻：您一直呼吁，要回归上海的自然条件，认识上海的生态长板。在您参与审核的大型系列纪录片《航拍中国》上海篇中，就用令人震撼的航拍镜头展示了这座城市丰厚的“生态家底”。
陈家宽：其实上海丰厚的“生态家底”还没有被很多人真正了解，比如说，上海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严格来说，上海没有自然森林，其生物多样性特点主要体现为鸟类多样性和鱼类多样性上。上海是鸟类从西伯利亚到澳大利亚迁徙路线的中转站，鸟类多样性堪称世界特大城市之最。很多过境候鸟会在上海的湿地滩涂休息并且补充食物。在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们可以在密集的芦苇丛中和洲滩上看到成群结队的数以万计的鸟儿。那里是世界为数不多的显示迁徙水鸟生物多样性的特大型聚集地之一。
上海的水生生物种类和数量也非常丰富。上海位居长江口，许多江海洄游型鱼类都要经过上海，因此上海对长江生态系统健康来说尤为重要。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这些生物需要我们的悉心保护和照料。
2019年11月28日 缤纷多彩长三角——冬日的上海崇明长江入海口 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西北端，众多往来船只航行在长江上（11月28日无人机拍摄）。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是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岛屿，也是中国第三大岛屿，长江流经此地一分为二流入东海，因此崇明岛也被誉为“长江门户”。在崇明岛西北端远眺长江，江苏省常熟市和海门市隔江相望。由于受到长江带来的持续泥沙堆积，崇明岛也在不断的“长大”，成为长江入海口一颗美丽的明珠。新华社 发
此外，城市发展需要大量水资源，仅仅依靠降雨和地下水，远不能满足城市生产、生活所需。幸而上海拥有多达本地水18倍的长江过境水。上海的用水，60%左右都来自长江干流中的青草沙水库。因为青草沙拥有大量优质淡水，2006年，上海市政府决定将青草沙建设成为上海的水源地，当时我也参与了论证。青草沙水源地原水工程全面建成通水后，改写了上海饮用水主要依靠黄浦江水源的历史。
牢牢掌握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
爱德华·威尔逊，当今国际生物学界翘楚,被誉为“当代的达尔文”,“社会生物学”与“生物多样性”之父。在其撰写的《生命的未来》一书中，他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环境恶化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请读者跟随他一起想象“按照这种环境趋势继续下去，100年后的自然世界”，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
2005年，这本书由陈家宽等翻译，在国内出版。巧合的是，他也一直在思考当下的同时，展望着未来。
上海，要迈向怎样的未来？未来如何成为“人人向往的生态之城”？陈家宽认为，认清上海生态与环境的现状与制约上海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至关重要。
上观新闻：上海生态与环境资源的瓶颈是什么？
陈家宽：首先是土地资源。解放初期，上海的土地面积仅为636平方公里，通过行政区划变动和洲滩湿地围垦，如今上海拥有6340平方公里面积。但是，土地资源是上海最大的瓶颈。
在国际上比较，上海城乡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占比远远高于伦敦、巴黎、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上海公共绿地规模占比仅为发达国家城市平均水平的1/3，其重要的生态空间面临被进一步蚕食的压力。
上海的土地利用方式也不经济。衡量一座城市，我们不能只看它的总面积，其单位面积所能产出的GDP才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目前来说，上海的单位面积土地产出与巴黎、东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城市相比较，差距还很大。
与此同时，上海的耕地面积也令人担忧。根据《上海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本市耕地面积为19.08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居全国最低水平线。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污染物，尤其以镉的污染最为严重。
上观新闻：上海不缺过境水，但被列为全国36个水质型缺水城市之一。这意味着什么？
陈家宽：水质型缺水，指的是氮磷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限制了上海水生态和水环境进一步改善。这也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提供直饮水。而直饮水是体现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人们打开水龙头，接出来的水就能喝，但上海目前还只能提供自来水。
自古以来，水资源就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之一。在今天，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难题。集中统筹规划、管理水库，对城市发展意义深远。香港就是典型的受益者。香港市民的饮用水来自东江，得益于1965年3月1日起运作的东深供水工程。截至2017年12月，该工程累计对港供水240亿立方米，相当于搬运了一个半洞庭湖的水，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充沛的水资源。长三角地区目前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但还没有统筹管理，因而未能给上海城市发展提供十足助力。
青草沙水库。 新华社 发
上观新闻：城市交通带来的大气污染也是困扰世界各大城市的主要问题之一，上海应该也不例外。
陈家宽：的确，上海大气问题也很突出，交通污染是主要污染源之一。和世界上很多城市相比，上海的高架多得有些“显眼”，这些高架极大地改善了交通，但也是不断传播大气污染物的通道。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共有56个空气污染日，其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空气污染日有25天，占比为45%。同时，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肺癌位列上海新发癌症前3位之首，这与空气污染不无关系。要建设“生态之城”，势必也要让上海市民呼吸到更多新鲜空气。
上观新闻：从全长江流域看上海，长江流域生态与环境对上海的生态与环境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陈家宽：上海是高度开放的城市生态系统，不能完成自身的维持与更新。作为长江入海口，上海城市生态系统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很大程度上与全长江流域有关。
随着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生态与环境发生了变迁。我曾领队到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河段考察，总长2900多公里的金沙江，共有25个水利工程，这些坝彻底改变了河流的特征，使一条落差约4000米的河流被切割成了坝—库区—坝—库区。原先，长江入海每年有4.5亿吨泥沙，现在只有0.85亿吨泥沙，水沙特征完全被改变。另外，南水北调、引江济淮和鄱阳湖水利枢纽等工程，长江中部城市群建设和长江航运快速发展，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等等，各种因素的叠加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处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带来巨大生态压力。
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也会给上海的生态系统带来压力。沿江城市化进程加剧，兄弟省市沿江布局了污染和需水产业以及各种各样港口建设等，都在上海的长江干流上游，而上海的淡水水库就在它的下游。
因此，上海“生态之城”建设离不开长三角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协调发展，也离不开长江经济带发挥联动作用。我们要牢牢掌握城市生态系统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在此基础上思考对策，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做好、做实。
3月23日，从空中俯瞰周浦花海生态园（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 发
【人物小传 | 陈家宽】 1947年3月生于上海，理学博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和研究员，兼任南昌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流域生态学研究所所长。先后任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国际生物科学联盟中国委员会委员、国家最高科技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生态红线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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